史学新论|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公共卫生的早期发展——以混合杂交理论为视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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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医疗社会史研究》2016年6月第1期，如需转载，请在本号后台留言或发送电子邮件。篇幅所限，本文仅为文章上半部分，注释从略。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公共卫生的早期发展

——以混合杂交理论为视角（上）

［美］马秋莎

作者简介

马秋莎，美国欧柏林大学东亚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学士、硕士，美国凯斯西方储备大学历史博士。研究方向包括中国社会团体与公民社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史、西医在中国等，就此发表多篇中英文论文。专著Th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Paving the Way to Civil Society? 该书多次再版。

摘要 20世纪上半叶洛克菲勒基金会深入参与了中国公共卫生项目的发展，这为我们理解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案例。本文采用混合杂交理论来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公共卫生早期发展的影响。它从四个方面讨论：（1）洛克菲勒基金会海外医疗工作的理论话语，并解释“混合杂交论”；（2）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公共卫生教育；（3）乡村卫生保健体系的发展；（4）综合性的乡村建设运动下的公共卫生。意识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工作是其在国内的慈善思想和政策的拓展，本文强调，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工作从精英教育转向乡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国内改革的影响，中国独特的公共卫生模式最终是由兼具跨国文化经历和促进文化交流使命的“文化使者”来建立的。

关键词 洛克菲勒基金会；公共卫生模式；混合杂交理论；乡村重建

20世纪上半叶，在影响中国现代医学教育和研究的思想意识、方法论和标准方面，以及在创建其公共卫生体系方面，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都发挥了关键作用。辛亥革命后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和科学的追求给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介入中国现代化的契机。1915年，基金会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为模板，创办了世界一流水平的北京协和医学院（th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在创办该医学院的过程中，基金会希望借助科学原则与方法之力来动摇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旧文化根基，并引导他们融入西方主流文化。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正当北京协和医学院进入其发展的“黄金时代”之际，洛克菲勒基金会不仅支持公共卫生教育，还一改其注重精英医学教育的做法，转而聚焦于一项新的在华项目——一项集农村教育、医疗保健、农业实验和地方行政建设于一体的综合性计划，旨在提高中国北方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 本文接下来将从四个方面讨论 20世纪 20年代至40年代洛克菲勒 基金会在中国公共卫生教育和农村医疗保健中的作用：（1）从理论上探讨基金会的海外医学工作，并对“混合杂交论”作出解释；（2）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公共卫生教育；（3）乡村卫生保健体系的发展；（4）综合性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国项目”。这些讨论试图展现当时出现在中国的一个逐渐深化并带有杂交性质的现代公共卫生体系，为此，它将强调以下问题：洛克菲勒基金会是如何介入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在早期阶段，是哪些因素、哪些人导致了那些公共卫生模式中的跨文化特色的形成？

虽然从实质上看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事业的宗旨是其总体慈善理念和政策的延伸，但本文强调，洛克菲勒基金会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在华工作重点和政策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中国自身改革努力的影响。这样的努力最终是由兼具跨国文化经历和促进文化交流使命的“文化使者”来实现的。本文对这些“文化使者”的研究，将采用混合杂交论（hybridity）的视角。这是一种在后殖民主义研究中强调跨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理论。它认为，当两种相互独立并各具特色的文化出现交锋与冲突时，混杂融合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进程将会创造出诸般混 、合式文化实体，而这些实体则具有一种“介乎二者之间”的性质（an “in—betweenness” nature）。本文的个案讨论为当时在中国公共卫生发展中表现出来的混合杂交性提供了实例。

《改变中国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

一、文化帝国主义与混合杂交理论视角

洛克菲勒基金会自1913年建立伊始，就遭到社会与学界批判。例如,后殖民主义理论将美国各大基金会的海外项目，特别是他们的医疗与公共卫生项目，描绘成“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和“医疗帝国主义”（medical imperialism）。这些批判对基金会海外工作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动机以及此类项目对非西方文化国家所带来的后果提出质疑。 批判者们将“有目的地输入西方医学”（deliberate transfer of western medicine）视作一种 “帝国工具”（a tool of empire），其目的在于维护和巩固西方的控制权，他们还将其视为“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或社会政策的一部分”。的确，各基金会认为公共卫生和医疗不仅保护了当地的劳工市场，而且更广泛言之，“那些热带疾病”已成为影响不发达国家人民获得“文明利益”和发展经济的障碍。如果“生物医学科学及其应用能够通过公共卫生项目”改善工人的健康状况并提高其生产力的话，那么它们也将“有助于引导工人接受西方工业文化和美国在经济与政治上的主导权”。在对西方医学史的研究中，罗伊•麦克劳德（Roy MacLeod）和米利昂•刘易斯（Million Lewis）认为，西方医学史研究“获得了一个新的维度，这一维度既代表了它自身的文化自主性，亦代表了西方的对外扩张”。在此过程中，西方医学已成为世界上“唯一居支配地位的医疗体系”，而这种文化霸权是建立在自称为科学医学的基础之上的。安德鲁•康宁汉（Andrew Cunningham）和布蕾迪•安德鲁斯（Bridie  Andrews）阐述了有关西方医学享有至高优越性的诸个支撑性信念：“科学医学在类型上不同于其他任何医学体系。”其他一切医学实践都应该根据这一来加以衡量；它的标准应该被人们当作一种 基础性准则。

为挑战西方医学的文化霸权逻辑，康宁汉等人进一步深入，并否定西方医学的“科学”（scientific）与“普世”（universal）性质。他们指出，科学医学并不适用于一切医学环境，并非适用于一切地方，也并非适用于任何时候，它实乃某个特定社会的产物——19世纪和 20世纪这一特定时刻的西欧与北美，并且体现了占主导地位的政治与社会价值观。事实上,“帝国主义”（imperialism）这一术语“总是指涉支配或主导权——人对人、国家对国家、人对有威胁之状况的支配或主导权”。因此，他们声称，科学医学的主题“是权力，它是一门有关支配或主导权的医学，它以自身特定的结构和性质，表达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他们毫不犹豫地做出结论：“无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目的如何，他们的行动在性质上都是帝国主义的，而他们所试图引入的科学医学，在性质上也同样是帝国主义的。”

这些论点注意到了在西医的优点背后发挥作用的帝国主义，并将“科学医学”描述成在西方知识与实践向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扩张过程中的一个卓有成效的工具。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的协和医学院就是一个例子：洛克菲勒基金会处心积虑地把一个美国最高标准的医学院典范移植到中国来，其目的就是要让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皈依西方文明，向他们灌输科学精神，并通过展现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的愚昧无知，迫使他们将其摒弃。

然而，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路径将焦点放在西方基金会海外医学项目的动机和文化后果上存在明显的弊端。正如有些批评家所指出的，这样的路径不仅倾向于 “将西方文化再现为同质文化，将西方医学再现为单一或统一庞大的整体”，而且还无法解释这样的文化交锋是如何进行的，谁是这类交流中的主体，抑或为何这些交锋采取了它们以往的形式或形态。此外，那些影响了文化交锋中各方之间关系的因素，仍未得到人们充分的考察。例如，开始于19世纪的欧洲医学向中国的东渐进程，就展现出一种丰富而又多面的历史现象，而“文化帝国主义”视角则通常过于简化或过于概括提炼了复杂的历史经验。与此对照，本研究将采用一种不同的研究路径——混合杂交理论，希望这一视角可以更细微和全面地展现事情发展的本来面目。如前所述，这是一种在后殖民主义研究中强调跨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理论。

一位学者将混合杂交论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具有标志性的观念之一”。文化的交锋与混杂贯穿于人类历史长河，人们甚至可以说，全球化并非是个20世纪的现象。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其著名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所宣称的，“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帝国的存在，所有文化都相互交织在一起，没有一种文化是单一纯粹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混杂的、异质的、存在极大差异和非单一整体性的”。雷纳托•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干脆这样说道:“与其说是混合杂交与多元相对……（还不如说）它一路下来都是混合杂交。”根据马尔万•克瑞迪（Marwan  Kraidy）的研究，现代人关于文化混合杂交论的争论出现于18 世纪，其所发生的语境即在于不同人种间的接触与交往。然而“混合杂交论”作为一种重要的反文化帝国主义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其再次出现却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而此时正是大公司全球化与文化差异越来越引起学界注意的时候。

虽然“混合杂交理论”的基本意思是很清晰的，然而从理论上来界定它却并非易事，因为“混合杂交理论’并非是个单一的或统一的概念，而是一组同时会相互强化而又相互冲突的想法、概念和主题的组合”。克瑞迪从一种比较广泛的意义上描述“混合杂交理论”：它通常包含了一些文化对象和文化进程，而描绘这些对象和进程的彼此间对等的术语有“语言上的混合”（creolization）、“混血”（mestizaje）和“融合”（syncretism），而它们所对应的适用范畴则分别是语言、种族和民族。霍米•巴巴（Homi Bhabha）在他的后殖民主义研究中将“混合杂交”视作“一种文化冲突和与殖民化互动的特定后果，而当诸种文化范畴集聚交汇时，它促成了一种新型的认同”。混合杂交理论在后殖民主义研究中再次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术界越来越不满于殖民史研究中那种整体划一的、自西方向其他所有地区的单向扩张的思路。学者们试图寻找一种“对殖民主义、殖民时期关系、做法和结果的多面性质更细微敏锐的观察”。有的人从混合杂交理论中看到了“一种可以获得对于‘殖民时期’发展的不同的、更细腻看法的有用视角”。

19世纪以来的西医东渐在中国是一个持续的文化政治交锋和渐渐混杂的过程。从对健康和治疗的基本理解到公共卫生，有关医学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为我们试用混合杂交理论进行研究提供了理想的案例。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化帝国主义论在学界有关文化冲突的讨论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长达几十年；与之相反，只有极少数研究医疗社会史的历史学家认识到在研究西医向非西方文化扩张时，混合杂交理论是一个有效的视角。本文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尝试使用混合杂交理论来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在华医学事业，它将强调三个论点：首先，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工作之实施和目的之实现有赖于基金会人员与参与其间的中国改革者之间建立的互动、冲突并相互影响的关系；其次，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模式融合了西方和中国的知识、社会经济条件和改革运动，呈现出了一种清晰的 “介乎二者之间的性质”；最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使命是由具有跨文化背景的个人来实现的，而这种背景在影响基金会的政策、项目的设计和推广方面，往往具有关键性作用。混合杂交理论强调在文化交锋过程中双方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的关系。正如萨义德所强调的：

忽视或低估东西方之间相互重叠的经历，或文化领域的相互依赖，而在这种依赖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得以共存，并通过自我投射和地域、叙事以及历史写作之间的竞争展开彼此间的斗争。这样做，就是错过了上个世纪世界上最基本的东西。

安妮•斯图亚特（Annie Staurt）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南太平洋殖民地的公共卫生工作时，使用了混合杂交理论视角，将洛克菲勒基金会当作一个非典型的殖民化工具。同其他类似研究一样，她对殖民地的互动与交流情形的分析，揭示了“那种有活力的沟通和联系网络是如何存在于殖民政权和当地人民之间的。”

在这项有关20世纪前半期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公共卫生项目的研究中，我强调：没有中 国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China´s Rural Reconstruction Movement），就不会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中国项目”（China Project）。在那个特定时期的文化碰撞中，中美双方社会精英对科学和科学医学力量的认同而非基金会单方的信念，导致了西医对中医的取代和在中国医疗体 系中的崛起。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成功与失败以及公共卫生的发展，不仅反映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现实的适应，也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在吸收外国文化时用自己的知识和目的对其进行重新塑造的能力。

在文化碰撞的过程中，两种相互独立并各具特色的文化将在不同程度上混合并产生出新的文化因素。混合杂交理论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新文化所表现出的二重性或“介乎二者之间的性质”。在关于殖民地文化碰撞的研究中，劳伦•本顿（Lauren Benton）和约翰•穆斯（John Muth）指出，“文化介乎二者之间的性质在殖民地背景下，既表现为一种文化范畴，这种范畴包纳某些社会行动者而排斥其他社会行动者，又表现为一种可供人们广泛使用的资源……换句话说，对文化二元主义的讨论是从文化融合的行为中产生的”。中国公共卫生模式的发展明显地指向了作为文化融合（cultural confusion）后果的“介乎二者之间的性质”。公共卫生的概念和实践是从英格兰和欧洲工业化中产生的，那里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医疗实践与中国的有着明显区别。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教育和河北定县乡村医疗制度的成功，有赖于一种西方知识和中国现实与实践的结合。这些模式包含了两种文化因素，却不是单纯的拼盘。它呈现出了一种在中西医的碰撞中生长出来的、适合于中国社会条件和需要的新文化。

虽然洛克菲勒基金会于20世纪第一个十年在华发起医学项目时，它扮演着一种西方文化扩张特别是西医扩张代言人的角色，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无论是西医还是美国基金会，都并非铁板一块；在项目的选择、运作和实现基金会目标等问题上，它们都存在着各种意见和分歧。此外，当基金会的领导层和其他人事出现变动时，基金会的海外人员也并非总能与总部的政策变化步调保持一致。只有注意到这些多面而细微的因素，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混合杂交是如何发生的。本篇论文在讲述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三位先驱的故事时强调，无论他们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这些人的跨文化背景与个人在文化交流中的经历，对于混合杂交文化的形成，作用往往都是决定性的。

小洛克菲勒（前排右起第三人）和同事们在1921年协和医学院开学典礼上留影。

二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公共卫生教育

从建立伊始，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现代慈善事业就与美国国内、南美洲和欧洲的公共卫生项目紧紧联系在一起。例如，1909年约翰•Ｄ.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拿出100万美元开始了一场消灭美国南部钩虫病（hookworm）的运动，而这个努力很快就扩展到了一些拉丁美洲国家。这个项目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建立了在当地卫生管理部门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合作基础之上的社区公共卫生管理模式。在欧洲，洛克菲勒基金会援助不少国家建立起了公共卫生学校，而“相较于以前的那种由警察机构负责公共卫生的观念，这些学校对欧洲现代公共卫生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他的重要发展例子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将美国的公共卫生中（public health unit）的概念移植到了意大利、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

然而，与在欧美地区开展的大规模公共卫生项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选择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项目在中国亮相。它建立了北京协和医学院，这是一个在当时全亚洲最好的西医教育与研究机构。洛克菲勒基金会视协和医学院为“我们王冠上闪亮的宝石”，而且迄今为止它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最昂贵的一个单一海外项目。为什么洛克菲勒基金会不 以公共卫生项目开启它介入中国的进程？考虑到政府在发展公共卫生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洛克菲勒基金会显然对中国政治极端不稳定的前途感到担心。不过，建立协和医学院当然还有其他重要考虑。通过将这一机构当作西方所能给予中国的最佳礼物的象征，洛克菲勒基金会试图运用科学、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使中国知识阶层皈依西方主流文明。此外，传教士在中国引入西方医学半个世纪之久后，中医的统治地位仍然没有被撼动，洛克菲勒基金会因为这一事实而感到深深的困惑和沮丧。可以说，协和医学院并非仅仅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复制品，它的建立者希望协和医学院成为一个比霍普金斯医学院更好的一个实验典范。协和医学院的标准反映出小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 Jr）的高度期望：“给予中国人民的西方文明的精髓，不仅在医学科学方面，而且是在思维发展乃至精神文化层面。”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洛克菲勒基金会致力于精英医学教育的政策逐渐发生变化。从 20世纪 20年代到40年代，由于三个卓越人物的远见与努力，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在中国公共卫生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依照顺序，围绕这三个人物的个案研究分别是：兰安生 （John Grant）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公共卫生教育；陈志潜在定县建立的乡村卫生保健体系； 以及冈恩（Selskar Gunn）的“中国项目”。对于这些人及其工作的研究已有大量成果发表。以下的讨论只侧重于他们建立的公共卫生模式中的混合杂交性质。

1921年，兰安生以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部（IHD）成员和教员的身份来到协和医学院，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二十几年的在华生涯。他对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贡献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率先在中国开设针对医学院本科生的公共卫生教育（1922年）；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城市社区卫生保健示范点——京师警察厅试办公共卫生事务所（1925年；1928年后改为“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事务所”，简称“一所”）。兰安生之所以能成为这个领域的开拓者，乃是他所特有的经历和品质使然。其一，兰安生了解中国文化，并深深地关心着中国人民的安康。他生于中国，长于一个常年在中国服务的医疗传教士家庭。他的理想就是用他的知识使中国人有更好的公共卫生。由于没有语言障碍，他在到达中国后的短短时间内就跑遍了当时十八个省中的十二个，对当地公共卫生条件的调查使他掌握了日后付诸行动时所需要的基本信息。其二，他在美国接受了良好的医学和公共卫生教育，是刚刚成立的霍普金斯公共卫生学院的第一批学生。他师从威廉•威尔士（William Welch，又译韦尔奇）和阿瑟•纽绍姆爵士（Sir Arthur Newsholme），前者是美国公共卫生学的开拓者，后者是英国公共卫生运动中的主要人物。在他们的影响下，兰安生对国家医学（State medicine）和社会医疗事业怀有坚定信念；比起那些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同事，他更加进步。最后，在来协和医学院之前，兰安生曾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美国和拉美的消灭钩虫运动工作了两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也曾派他去中国的江西萍乡煤矿，对钩虫流行情况进行调查。由此，他对美国公共卫生模式和中国公共卫生状况有了亲身的体验。兰安生所接受的西医精英教育、其相当前卫的公共卫生理念和他在中国最好的医学院——协和医学院任教，使他能够推进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不仅如此，他在中国的成长经历和消灭钩虫的一线经验，使他那种意在寻求最佳办法来帮助中国人民的使 命感得以成熟起来。

与协和医学院这所美国医学机构的复制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兰安生在协和开设的公共卫生教育与前述“一所”模式是真正具有开创性的努力，其意在于真正强调中国人的生活条件和满足他们的需要。那是一个“科学医学即治疗医学”观念在西医中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而兰安生却相信，“治疗医学和预防医学是相辅相成的，而将此种理念付诸实践的程度，将决定医学科学各个部门取得效率的程度”。不仅如此，他还强调“对于疾病的预防与治疗，我们不能分开管理，否则就会有损于二者的成功概率”。兰安生认为，“未来的医生”会是“一个健康顾问”，而“开业的大夫则是其辖下众百姓的一名卫生官”。兰安生到达协和医学院之时，正值协和医学院第一批学生即将毕业，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些学生即将前往那些公共卫生尚未启动的地方或社区……一名协和的毕业生应该具有足够的知识，以便成为当地领导，从而指导社区如何采取有组织的措施来保护他们的健康”。

1922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人员同协和医学院工作人员合影

面对中国“由于经济、政府和教育等诸因素彼此间不同寻常地交织在一起而造成的特殊问题”，兰安生强烈要求，洛克菲勒基金会采取满足中国迫切的医疗需求的政策。他确信预防医学的功效，并相信“通过协和医学院这一中国预防医学的进步样例，可向人们提供一种真正的服务”。兰安生的预见是，如果协和未能建立一个教学项目来加强公共卫生，那么 “它将与一个影响世界医学教育的最伟大时机失之交臂”。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和欧洲医学院还很少建立公共卫生系的时候，北京协和医学院就已建立的背景所在。

虽然现代公共卫生概念源自工业化进程中的西欧，然而兰安生在协和医学院工作期间所强调的公共卫生，却是一门结合医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学科，因此它的课程必须建立在每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上。此外，他坚持认为公共卫生的教学法必须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此每个医学院都应该有公共卫生实习基地。后来，陈志潜回忆道，兰安生为公共卫生教育制定的这两条原则，如今已经被全世界普遍接受。兰安生的在华成就令人信服地证实了这些原则。

兰安生当时为公共卫生实践所争取和建立的试点是“京师警察厅的公共卫生事务所”。“一所”在中国开风气之先，这个模式后来在定县的平民教育运动中，被陈志潜建立的乡村公共卫生体系加以扩大和改造。它有两个目标：其一，为协和医学院本科生公共卫生课程和协和护校学生提供教学实习基地；其二，推动政府和协和这一私立机构在社区保健示范和公共卫生教育中的合作。

“一所”模式是兰安生的公共卫生理念与中国当时存在的公共卫生“体系”之间两相合作与妥协的产物。兰安生的公共卫生模式来自他所参与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美国南部农村消灭钩虫病的一手经验，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则有赖于对当地政府、公共卫生机构、组织化医学（organized medicine）、公共媒体和公立学校的动员，以及它们之间展开的合作。除了赞助和医院工作之外，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要贡献在于建立了“公共卫生模式，这种模式具备全职的卫生官、人手齐备的实验室和国家拨款；在全世界范围内，它成为公共卫生工作的雏形”这样的模式显然与中国的现状差别太大，所以对兰安生而言，其挑战就在于他必须创办一个在中国条件下切实可行的模式。

在那个时期，中国政府开始越来越多地承担保证社区健康和参与公共卫生工作的责任。最早的官方公共卫生参与记录是1905年清政府建立公共卫生管理机构。辛亥革命之后，在北洋政府管辖下的京师警察厅负责不少有关公共卫生和健康的职责，包括预防传染病、注射天花疫苗、水井和厕所卫生，等等。1919年，中央防疫处也建立起来了。由于在政府中掌握公共卫生管理权的中国人都是在日本接受教育，因此管理体系也是按照日本模式建立起来的。自然地，公共卫生事务便被交到了警察手中。

兰安生对日本在中国医学和公共卫生发展方面的影响非常不安。他不但怀疑那些中国人是否在日本受到了良好的医学教育，而且认为日本的公共卫生模式是失败的。此外，他也警告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些中国公共卫生官员可能会对在西方接受医学教育的人不友好，并且阻碍后者在政府中任职。尽管如此，兰安生依然对国家应该负责医学发展和公共卫生工作的理念深信不疑，所以他仍强调“政府承担医学教育、研究和公共卫生”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在中国提供医疗护理的最有效途径。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兰安生开办了“一所”项目，由京师警察厅负责行政管理，而协和医学院则提供专业指导和财政支持。

兰安生为“一所“”示范区选择的地点是一个居民区，这也是一个警察管辖区。“一所” 的示范区分为二十个工作地段，与二十个警察的派出所地段一致。它的三层设置模式即指在 “一所”之下有各科医疗保健门诊，而最基层则是保健地段（包括工厂和学校）。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本来在这些地区/地段不存在现代医疗体系，而“一所”提供的医疗、预防措施以及妇幼保健/出生统计工作等，通过与政府/警察的合作就可以有系 统地进行了。由于医疗和公共卫生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福祉与社会稳定，所以这一工作的影响实际上大大超出了医疗领域。杨念群在一份有关那个时期医疗空间变化的研究中指出，“兰安生模式”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和方式，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他们的空间概念。换言之，通过建立政府管理的卫生站而开放的公共空间，打破了本来由传统的产婆和阴阳先生所控制的人们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比如生与死。他的结论是，以“一所”的工作为例，当时通过推广医疗空间和公共卫生措施，国家权力已经逐渐地渗透到了城市的社会生活方面。

“一所”的建立和成功展示了兰安生作为跨文化交流代理人的角色。他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等宏观情况的了解，尤其是对于北京公共卫生条件和社会文化的掌握，使得他具备了开创发起这一实验的知识和资源。比如说，从实用层面上看，他明白为什么在社区示范公共卫生必须同时有保健服务跟上，因为若非如此，居民们就会把公共卫生看成单纯的宣传而不愿参与。如他所说，“把治疗医学作为一种社区努力”将成为组织社区开展医疗保护的有效途径”。正因如此，“一所”的门诊部包括内科和外科，有别于美国的将治疗与公共卫生分开管理的做法。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本期编辑：胡冬敏

责任编辑：郭明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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